邱先生44岁，从来没有出过国。2002年他出差，从青岛飞回北京，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，翅膀乱颤，急速下坠几百米，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，心想，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。自那以后，他再没有坐过飞机，他爱上自驾游，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、西藏。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，总让他去日本玩，邱先生说他喜欢日本，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。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，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。他还喜欢足球，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，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。“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我还是害怕坐飞机，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，真到有一天，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，我估计我也能克服。”

邱先生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，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。之前，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，两人聊天，促发了邱先生移民的念头。加拿大、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，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，那就先去香港吧。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，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，邱先生在香港开户，回到大陆，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，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，交易完毕，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，服务优良，收费合理，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。邱先生赶上了一趟末班车，当时香港法律规定，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，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。很快，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，不得投资房地产，必须买金融债券。邱先生在北京有三处房产，卖掉一处，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。第二次去香港，就是去看楼，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。这个小小的办公间，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，一共73份，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，邱先生要签署的是第72份，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。“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，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，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，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，这让你非常踏实。”签约之后，邱先生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，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，委托物业出租，租约7年。邱先生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，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，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，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%，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。第三次去香港，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，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，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。邱先生说：“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，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，领到了身份证，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，给我老婆、孩子办港澳通行证，就要去两次，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，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，总之，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，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，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。”很快，邱先生第四次去香港，拿到了房产证。

邱先生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，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邱先生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，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，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。两年前，他给儿子办“小升初”，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：“现在谁还送礼啊，都是送现金最方便，送出去之后，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，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。”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，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，然后是分班，快班、慢班、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。那些快班的学生说：“老师，您留的作业太少了，我们不够。”邱先生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，不免疑惑，学生不爱写作业，这几乎是天性，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，好像是教育的常态。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，是因为一次篮球赛。“有一回，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，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，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，跑不动。这一下我觉得坏了，学习好不好，在慢班还是快班，我可以忽视，但天天写作业，没时间玩，没时间锻炼身体，我觉得太可怕了。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，每天都有时间玩。”那时邱先生转了几个教育展，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，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５万美元左右。“不去看教育展还好，去看了，就会被传染，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。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，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，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。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、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。”

邱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，遵循游戏规则，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。他说：“我觉得，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，这钱来得快，我担心它去得也快，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，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，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。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，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，不查你，你没问题，一查你，你就有问题，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，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。”不过，邱先生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，他说他要尝尝投票的滋味。